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伟大斗争历程中，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探索和实践，亲手缔造了新型人民军队，形成并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强国强军目标，就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重大结论。”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更是对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基本要求。作为执行党的任务的政治集团，在新的伟大征程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强固建军之本、永铸强军之魂，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

弥足珍贵的历史创举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历经艰辛探索的伟大创造。它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的有机统一。习主席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由于对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因而面对蒋介石、汪精卫挥舞的屠刀几无还手之力。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革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南昌起义时，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关，并明确提出起义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的作用高于一切”。此后，党又陆续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部队中也大多建有党组织、设立党代表。但在当时，各起义部队的党组织主要建立在团级以上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做不到牢牢掌握部队。一旦遇到环境艰苦、作战失利等情况，部队很容易出现思想混乱、军心不稳的状况。贺龙曾经回忆：“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三湾改编从组织制度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1927年9月底，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的最大成果是在部队中健全了党的组织，第一次实行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并明确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在部队中形成了完整的、能直达最基层最前沿的组织系统。作为当时最早的一批连党代表，罗荣桓后来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党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正确解决了建党建军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虽然古田会议决议中没有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概念，但它实际上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党在“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必须加强红军中的党组织建设，使党组织确实成为“领导的中枢”。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随后在其他部队也逐步得到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红军的建设。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1927年南昌起义至1929年古田会议，我们党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建军原则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我军真正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从党这个“先进母体”中获得了先进属性，有了牢不可破的政治灵魂和坚定的信仰信念，有了一切旧军队所不具备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钢铁般的纪律，成为无敌于天下的钢铁雄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在军事领域里的必然体现就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与新中国国体、政体相适应相协调，党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法制创设，将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宝贵经验上升为国家基本军事制度，实现了党领导军队和国家领导军队的有机统一。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针对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进程中一度照搬苏军“一长制”等认识偏差，195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重申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明确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是实现党对军队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核心。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要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与之相配套相协调。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一个机构，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这一军事领导制度的创设是我们党执政领军的重大创造。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进一步确立了党在国家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一是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纳入治国理政的全局；二是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三是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制度，体现了我们党的军事制度自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充分表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必然选择和伟大创举，是我们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显著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动摇、不含糊，不断创新发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确保我军在前进道路上永远不迷失方向，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不可撼动的定海神针

为了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落到实处，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有益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坚持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军队内部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等。这既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政治设计。习主席指出：“对这个问题不理解或理解不正确，说明政治上还没有完全合格、完全够格。”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体系中，军委主席负责制解决的是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处于最高层次，居于统领地位，具有定海神针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事实上形成，在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条件下逐步发展，进入新时代得到新的巩固和加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组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高领导机关和指挥机关，它虽然隶属于政权系统，但在政治上受中共中央的领导。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革军委，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这对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作用。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1937年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决定新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任主席。此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事实上确立了党的领袖与军委主席合一的最高军事领导制度，使全党全军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正式形成了将最高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的军事领导制度。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不仅进行战略决策还直接指挥重大战役，电台“嘀嗒、嘀嗒”的声音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就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期间，中共中央规定建立的请示报告制度，是强化党中央、中央军委最高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军委主席权威的重要制度。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达到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的目的，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加速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顺应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的变化，从国家军事制度层面确立并发展了军委主席负责制。1954年9月，国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中共中央重新成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了事实上的三位一体最高军事领导体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军委主席负责制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规定。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国家中央军委与党的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国家对军队的领导融为一体，完善了党和国家的军事领导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一度存在的虚化和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不正常现象。一是立规则，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机制化运行。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军委常务会议审议修订了军委工作规则，明确将主席负责制写入工作规则，并建立了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三项工作机制，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各项要求机制化运行。二是抓改革，建立更加有利于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全新体制架构。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军委机关由过去的总部体制，改为多部门制，强化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这些重要举措，对于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委高效领导和指挥部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每到重大关头、越是在危急时刻，军委主席负责制就越重要，越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作用。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关乎军队建设根本方向，关乎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关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必须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循，最高政治纪律来严守，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不容挑战的政治底线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和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唯一的直接的全面的，具体通过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来实现。为了确保以党的理论武装人民军队，确保人民军队在政治上与党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各级组织中得到坚决贯彻执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战胜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挑战，确保党指挥枪原则的落地生根、全面落实，确保党牢牢掌握部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重要的制胜“密码”。对此，习主席深刻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和遵义会议等一系列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企图用枪指挥党，公然向党争权。党中央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进一步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由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已经成为红军官兵的共同信念，张国焘的野心和分裂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总结同张国焘斗争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我们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同意将人民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针对国民党当局借抗日之机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的图谋，以及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错误主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不久又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新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除接受军队系统自上而下的领导外，还必须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1942年至1944年开展的大规模整风运动，使我军克服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军阀主义等不良作风。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国共合作新形势下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保证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不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国民党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要我们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继而挑起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民主政权。我们党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为此后进行解放战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和平时期和执政条件下如何领导军队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1950年全军整风运动，解决了骄傲自满、和平麻痹、斗志松懈、贪图安逸以及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作风滋长等问题。全军1951年开展的整党运动、1951年底至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纠正了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现象。此后，又加强党的团结教育整顿，解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等损害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策划武装政变，“四人帮”想插手军队，都没有得逞，就是因为全军坚决听党指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深刻变化。习主席在领航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中，紧紧扭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关键，亲自主持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等，恢复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严肃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全面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整顿思想、整顿用人、整顿组织、整顿纪律，打出革弊鼎新、正本清源一套组合拳，有效解决了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突出问题，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党的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党的百年历史昭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风险挑战、什么样的危局险局，只有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军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新的伟大征程上，军队要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扎实推进世界一流军队建设，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成为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