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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的武术在其发展史上比较突出的表现为：武术流派雏型开始出现，武术著作较多地面世；刀渐而取代了剑在军事上的地位，剑逐渐转移至非军事用途并继续发展；作为中外武术交流的先声——汉刀及汉代刀、剑之术，以及相扑、角抵活动东传日本。
秦收天下兵器与汉代尚武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国家统一和专制皇权。其重大措施之一，便是收缴天下的兵器。《史记·秦始皇帝本纪》评述：“(秦王)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收缴天下兵器，实际就是在民间禁武。
秦王朝虽禁止民间习武，但军中习武的活动仍蓬勃开展。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国曾建立过一支战斗力极强，“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庞大军队(《战国策·秦策》)。秦王朝建立后，大将蒙恬亦曾率三十万大军北御匈奴。1974年开始发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出土了仿秦宿卫军制作的陶质卫士俑和拖战车的陶马6000余件，并探明尚未发掘的二号坑有武士俑、陶马俑4000件。近万件陶质战俑分别组成步、弩、车、骑4个兵种，或手执弓、弩，或执青铜刀、剑、戈、矛、戟等实战兵器，面向前方。通过秦军武器装备的配置，可以大致窥见当时军中习武之一斑。
秦时北方匈奴势力受到遏制。汉初，匈奴始向中原大规模侵扰。当时政论家晁错分析了汉、匈双方兵制的特点及兵力的长短之处，指出汉军多优于匈奴，首先数量上占先；但匈奴却居于主动，原因是匈奴骑兵机动性强。两军相抵，倘汉军驰救，“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又入”。故而晁错建议移民充实边区，普遍建立守备，“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教民以应敌”，即把边民训练为“亦兵亦民”、“兵民合一”的常备武装力量。汉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汉书·晁错传》)。《通考》卷一五〇载：“汉初，兵农不甚分。如冯唐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从军。而后汉《礼仪志》，谓罢遣卫士，必劝以农桑。”这实际正是“教民以应敌”的结果。1975年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一号墓东后室北壁下部，有一幅表现“兵农合一”、“劳武结合”的石刻。画面上有人织锦，有人赶马拉车，有人在酿酒，鸡鸣犬吠。在表现种种生产生活的图像之中，皆立有一个兵器架，上面置放着三股叉、戟、剑、盾和弓箭等，“亦农亦武”的情景跃然画中。而后的“屯垦”，亦实为“教民以应敌”的发展。
“教民以应敌”，为战胜北方匈奴的威胁打下了基础；然而要彻底抵御匈奴侵扰，则须主动出击与匈奴决战，击溃或歼灭其主力，这就要求组建庞大的常备军，并努力训练为劲旅。高祖时，即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并非常重视将士的训练考核，“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
汉王朝特别重视骑兵的建设，汉高祖刘邦便设置并健全了马政机构。文帝时，晁错提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于是修“马复令”，规定凡民间养马一匹的，“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鼓励人民养马。这项政策立竿见影，西汉王朝迅速组建起了庞大的骑兵部队。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率14万骑入侵到距长安仅300里的甘泉地区，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10万以备御。骑兵数量竟达10万之众。汉武帝时，又组建了侍从皇帝和警卫京畿两支部队。侍从军分三支，即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皆由善骑射者组成。“羽林”意即“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守卫京畿的禁卫军共分八支，即“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由八校尉率领，故而又称为“八校尉”。屯骑、越骑、长水、胡骑为骑兵，占禁卫军的一半。汉匈战争中，骑兵已取代步兵成为汉军主要兵种。汉军一次出征的骑兵，2万、3万、4万、5万、6万、10万不等，最多达18万。
重视武备，再加上其他政治、经济的因素，导致了汉匈战争中汉王朝的胜利，也促进了武术本身的发展。汉代弩射的发达，显然与汉匈战争开大阵直接相关；而刀取代剑的地位，则与刀的劈杀更适于骑兵有关。尚武之风，一直雄劲于两汉时期。
汉代武术著作 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当时存在的兵书分类列出：计有“兵权谋”13家259篇，“兵形势”11家92篇，“兵阴阳”16家249篇，“兵技巧”13家199篇。其中“兵技巧”除“蹵”25篇，为古代一种球戏外，其他均为武术著作，大多为射法。如《逢门射法》2篇、《阴通成射法》11篇、《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篇、《望远连弩射法》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法》5篇，《蒲苴子弋法》4篇，等等。此外，还列载了《手搏》6篇，《剑道》38篇。《手搏》是拳法专著。《剑道》是剑术专著。
“兵技巧”所载诸书目是当今所知的最早武术专著。由此可知，早在汉代以前，中国武术便有了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技术内容，不再是局限于口耳之传。
汉代武术流派 同一武术项目而又有众多的著作，似也说明这一时期已形成了不同的武术流派。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自序》中云：“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这时剑术已有“法”，而且“各异”，更证实了其流派的形成。《论衡·别通》曰：“剑伎之家，斗战必胜，得曲域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遇，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古今图书集成·闺奇部列传》载，关索妻王氏，名桃，娣悦，汉末时人，“精诸家武艺”。所谓“诸家”，也即是不同的流派。
《汉书·艺文志》又云：这些著作都在于为“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由此看来，拳法与器械的重要内容，至少到汉时已基本成型。
在《三国志·蜀志·刘封传》中亦有刘封“武艺、气力过人”的记载。这说明最晚至汉时，已有了大致相当于当今“武术”内涵的“武艺”。这是各种攻防格斗技术的总称。它应是中国武术已具备某种基本形态的标志。
汉代武术套路与象形术势 楚汉相争时，鸿门宴上，项庄“请以剑舞”，于是“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史记·项羽本纪》)这种“剑舞”，当视为剑术攻防动作固定组合或随意编排而成的套路。南阳汉画像石有《鸿门宴舞剑图》。沂南汉墓剑饰图中则有一帝王欣赏一剑士舞剑的画面。剑士持剑，提膝转身欲击，身剑合一，姿态优美。
欧阳予倩著《唐代舞蹈》云：1954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幅《大傩图》，“从这幅图上，可以见到当时人想象的妖魔鬼怪的形象，也可以见到十二神的凶相，有的执斧，有的执短剑，张牙舞爪，作驱赶追扑之状，鬼怪四散奔逃，显示出十二神的无比威力。由于仪式的主题是驱疫逐鬼，所以舞蹈部分也随之而多作驱逐扑打及射杀等动作”。这些钺舞、斧舞、短剑舞，皆可视为套路。
东汉末名医华佗(?～208)总结整理了有关导引术，去繁就简，创编为《五禽戏》。华佗曾对其弟子云：“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蹏(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后汉书·方术·华佗传》)《五禽戏》只是模仿动物动作形态的导引或体操，并不具有攻防动作和攻防意识，他们并非武术。但需要指出，这对后世象形类武术的创立，以及这些武术在吸取动物的动作方法以利养生方面，具有很大影响与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后世象形类武术的滥觞。
秦汉角抵、手搏与相扑 秦汉有“角抵”活动，主要用于娱乐。角抵活动不仅在民间开展，而且进入宫廷。秦代的角抵，应直接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角力。《汉书·刑法志》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示)，而秦更名曰角抵。”可见，秦以前类似角抵的活动即已存在，只是秦代始定名为角抵而已。
《史记·李斯列传》载：“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俳优之观。”裴骃《集解》引应劭语云：“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汉书·武帝纪》文颍《案》则云：“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相抵触”、“角力”、“角技艺”等语，都说明角抵是一种徒手竞技，以摔法和体力来进行较量。
正因为角抵主要用于娱乐与表演，所以进入宫廷后即成为供统治者逸乐的手段。《史记·李斯列传》云：“二世在甘泉宫每作乐角抵、俳优之戏，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二世喜爱角抵，竟连政事也荒废了。所以《汉书·刑法志》言及此事又云：“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之中矣。”
汉初，刘邦尚黄老之学，要与民休息，提倡简朴，曾一度禁止角抵之戏。至汉武帝刘彻时，因其喜好和倡导，角抵又开始盛行。《汉书·武帝本纪》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又载：“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这是两次规模盛大的活动。由于武帝酷好角抵，汉王朝当时还常以角抵表演极尽奢华，夸示于外宾。
汉代亦有称角抵为“相扑”的。《汉书·金日磾传》云：“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晋灼注云：“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卧轮之类也。”他提到的“相僻”该就是相扑，也即摔跤。所以后来的《事原》便称：“秦二世去甘泉宫作乐，角抵俳优之戏。其后汉武帝好此戏，即今之相扑也。”
《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五年，元帝曾因自然灾害等诸原因，下令禁罢角抵，以节省开支。但这种禁绝显然只是暂时的。东汉时，包括杂技、武术、舞蹈、幻术、角抵等在内的“百戏”，又有了很大发展。由于角抵在其中所占地位重要，所以“百戏”又被当时人称为“角抵戏”。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名作《西京赋》在描绘“百戏”时写道：“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称角抵为妙戏，可见时人对它的喜爱程度。
三国时期角抵又出新花样，有了女子摔角，并正式用“相扑”之名。虞溥《江表传》称：“(吴末帝孙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早成夕败，辄命更作。”女子相扑，更是奢糜豪华。
汉代史籍中亦有不少关于“手搏”的记载。《汉书·灌夫传》载：汉武帝时，淮阳太守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左思《吴都赋》也提到吴国人喜“抃、射、壶、博。”“抃”即手搏。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角抵(摔跤)和手搏(拳术)似相分离。《汉书·哀帝纪》载：“孝哀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苏林注云：“手搏为卞，角力为戏。”苏林为汉末魏初人，他指出汉代手搏与角抵已非一种活动，肯定是耳闻目睹之说。《汉书·甘延寿传》又载：“延寿试弁为期门。”孟康注云：“弁，手搏也。试武士用手搏，以手搏固实用之术也。”弁即卞，亦即手搏，拳术当比摔跤更适用于实战，所以选武士也考试手搏。
秦代出土文物，汉代壁画，汉画像砖中也有关于秦汉手搏活动的反映。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木篦上，便有一幅手搏的典型画面。
《汉书·艺文志》录有《手搏六篇》，想是论述手搏的专著，惜已散佚。
秦汉刀剑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了一批青铜剑。据测，这批青铜剑长81～94．4厘米，宽3．14～3．6厘米，剑脊与剑刃由含锡比例不同的青铜制成。剑身有一定韧性而剑刃又相当坚硬锋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剑中有一部份出土时表面呈灰黑或深黑色，光洁如新，毫无锈蚀，至今光洁度仍在9～10花左右，并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经研究证明，这些青铜兵器经过铬盐氧化处理，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厚约10微米的氧化层。这是一项使世界科学史工作者十分震惊的重要发现，因为这种技术在德国、美国分别于1937年、1950年才列为专利。秦俑坑大批青铜剑出土，说明秦王朝军队装备有大量青铜剑。
汉代铁剑形制与用途亦基本定型。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生前所用的两把剑，长1米有余，均系铁剑。有完好的剑鞘，剑表面掺碳，刃部淬火，刚硬锋利，脊部则保持较好的韧性，是百炼钢的早期产品。
汉初，剑仍是重要的军事武器，军队中大量配置。这时的匈奴人亦用剑，《东观汉纪》载：“邓遵破匈奴，得剑、匕首二三千枚。”
承于春秋战国的佩剑习俗，至秦汉更加盛行。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上，项羽、刘邦、项庄、项伯、范增、樊哙、夏侯婴等均随身佩剑。佩剑还是汉王朝的礼仪制度之一。《晋书·舆服志》称：“汉制，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文武官员都要佩剑。
在当今戏剧或其他文艺作品中常可见到所谓“尚方宝剑”一语。尚方宝剑不仅作为至宝允答元功，而且饮差大臣人等得受此剑，手中便握有了极大的权力，下至百姓平民，上至皇亲国戚、封疆大吏，皆可先斩后奏。而这尚方剑，实际上便是皇帝御用的宝剑。查此剑最早见于西汉。《汉书·朱云传》云：“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注云：“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利剑可以斩马也。”此即“尚方宝剑”的来历。
从汉代开始，剑虽然逐渐退出了军事与战争舞台，但在王公贵族与广大黎民百姓间，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周纬著《中国兵器史稿》写道：“重刀之习，起于汉代……然则汉剑亦自有其相当声价，未容忽视焉。列朝载籍之称述汉剑者，并不亚于汉刀之记载”。汉代民间多有好剑术者，被称为“剑客”。
1957～1958年，在洛阳西郊发掘的23座西汉墓葬均出土了环柄铁刀，长度为85～114厘米。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墓门的横额上，保留着汉代军队持刀作战的生动画面。从图像中可以见到，当时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皆一手持盾，一手持刀。刀盾，已取代剑盾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从图像中还可以看到：环首刀为直身、直脊、直刃，刀柄、刀身间没有护手相隔，刀柄后为一圆环。《汉书·李广传》载：李陵投降匈奴以后，武帝曾遣任立政出使匈奴。他初见李陵时，由于没有机会直接交谈，便目视李陵，并以手抚刀头，暗示李陵归汉。因为汉代刀头为环，“环”与归还的“还”同音，所以手抚刀头也就成了“还”的隐语。
由西汉始，佩刀的习俗出现。从两汉文献中可以看到：武帝时大将李陵、使节苏武、东汉光武帝刘秀以及三国时的袁绍，都是佩刀而非佩剑。东汉晚期大墓中常见的农夫俑、武士俑，亦均佩环首大刀。
到了三国时期，刀成了当时军队装备短兵器中最主要的武器。据《诸葛亮集》辑《诸葛亮别传》载：西曹掾蒲元“性急巧思”，“熔金造器，特异常法，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斩之，应手虚落，若剃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陶弘景著《刀剑录》则载：东吴孙权曾于“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十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显然，这些刀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优良。
秦汉射远兵器 汉匈战争刺激了弓弩射技的发展。西汉军队曾出现许多精于射术的将领，其中最著名的是飞将军李广。史称李广一次出猎，见草中石头，以为是虎，张弓便射，果射中了石头，箭入而仅留箭尾在石外。李广也因之成为中国古代善射者的代称。弓射本为匈奴之长。《史记·匈奴列传》称其“儿能骑羊，引弓射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匈奴人善弓射，全民皆兵，所以汉代史书中动辄称其“控弦三十万”。针对这种情况，晁错建议：大量使用北地归附的少数民族，亦将之编为精锐骑兵。《后汉书·中山简王焉》载：直到东汉顺帝时，“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蕃”，护送的骑兵仍“皆北军胡骑，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
东汉、三国，擅弓射者不乏其人。《后汉书·董卓列传》称董卓膂力过人，能“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东吴孙权，曾一箭射毙猛虎；东吴将领太史慈，亦是弦不虚发；吕布辕门射戟，为袁术、刘备调解纷争，被传为千古佳话；《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则载：魏文帝曹丕“六岁而知射”，“八岁而能骑射”，年长当政后，仍能“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骑射又成为曹丕健身强体的手段。
秦汉、三国时期弩射比弓射更为发达。秦兵马俑坑共出土弩机34具，二号坑并有专门的“弩兵队列”，这都说明弩具是秦军的重要装备。汉代弩的种类很多，有“大黄弩”、“连弩”、“药弩”、“石连弩”、“万钧神弩”、“元戎弩”等等。汉弩中最著名的是连弩，即可以连续发射的弩。《汉书·李陵传》注引张晏说，认为连弩是三十弦共一臂。曹丕在《饮马长城窟行》中提到的“幽燕百石弩”，“发机若雷电，一发连四五”，指的也是这种连弩。连弩后又经诸葛亮改造，被称为“元戎”，又称“摧山弩”。由于弩大量装备军队，汉代甚至专门设有“强弩将军”、“强弩都尉”等官职。
汉代武术东传日本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女王卑弥呼在魏明帝曹叡景初二年(公元236)遣大夫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使前来魏国通好。魏报聘的礼物中便有“五尺刀两口”。同书又载：公元238～248年十年间，日本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先后四次遣使至魏国，献贡倭锦、弓矢等礼物，而曹魏也大量回赠金、锦、刀、镜之类。有学者以中、日两国出土的汉刀和日本传世的古刀作类型上的比较研究，证明远在曹魏以前汉刀即流传日本。日本称刀的交手为“击剑”，语源出于中国，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便称其“少好学击剑”。日本称刀法为“剑道”，语源也出于中国，如《汉书·艺文志》便录有《剑道》38篇。
汉王朝时，常以包括角抵在内的各种文娱活动招待外国宾使。《盐铁论·崇礼》中，即有汉昭帝用角抵戏招待外宾，而遭到贤良文学非议的记载。贤良文学们以为：“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始，与周公之待远方殊。”东汉时期，仍沿用西汉以角抵戏招待外国使者的惯例。《后汉书·夫余国传》载：“顺帝元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便是一例。一再目睹角抵表演的日本使者，可能就这样了解了角抵并将之带回日本。日本学者今村嘉雄撰《日本体育资料年表》引用史料表明，日本相扑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3年。时为西汉末年。这也似可作为角抵于西汉时期传入日本的印证。日本人则以“相扑”一名称“角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