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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庄严开幕。

此前，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所增加”。

今天，人们已经接受并习惯农民工出现在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当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8171亿人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也将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

这是一个从0到3，从3到31......的故事。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讲述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成长记。

尴尬的0

▲ 1994年2月，从安徽省徒步推着独轮车到上海找活的农民工。这也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1995年，发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的农民工流动大潮，已经进入到第17个年头。

在广东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有限公司，为了惩罚一位在工作台累到打盹的“违规”女工，外商女老板喝令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120多位农民工下跪。当工友们流着泪水屈辱跪倒一片时，来自南阳的孙天帅宁死不跪，在女老板的辱骂声中丢掉了工作。

以今天的眼光看，1995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似乎匪夷所思。然而，这样的场景却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农民工就处于权益表达的盲区，成为资本和劳动力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

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末，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1.3181亿人。它同时显示，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依然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这将意味着中国农民工的总量还将持续增长。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承认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第一次要求城市政策把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相关问题纳入政府管理服务范围。

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40条政策措施。

然而，理想有多么丰满，现实就有多么残酷。在宏观政策不断为农民工开放绿灯的同时，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引发的恶性事件依旧接连不断。

这些持续发生的恶性事件，引起整个社会的深刻反思。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既是新的社会阶层，又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事着超负荷劳动，薪酬水平偏低且常被拖欠，社会保障缺失。但是，由于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工作地分离，他们的公民权利无处行使，政治权力和话语平台陷入盲区，无从依靠政策博弈改变自己的弱势命运。

2007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正在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

盛华仁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这意味着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0的尴尬”即将结束，亿万农民工实现自身权益表达的一天即将到来。

从0到3

农民工走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大幕，是从2007年3月真正拉开。

2007年11月14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开透露，十一届广东省人大将有6名农民工代表，分别产生自广州（2名）、深圳（2名）、佛山（1名）和东莞（1名）。作为拥有超过2300万农民工的中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这将是农民工第一次当选省级人大代表。

“农民工”与“人大代表”的身份融合，就这样成为这一轮省级人大换届的最大亮色。

在北京，2名农民工正式当选十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在上海，2名农民工正式当选十二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在重庆，51位农民工正式当选三届重庆市人大代表……几乎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农民工当选省级人大代表。

至此，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现，已经水到渠成。

▲ 2008年3月16日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左）、胡小燕（中）和康厚明在大会堂合影。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再过3天，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朱雪芹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十一届全国人大共有代表2978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字，最终定格在“3”。

从0到3，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历史的一小步。

从0到3，这是中国农民工阶层走向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步。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 2010年3月5日下午，胡小燕参加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并作了发言。中间被省委书记打断过几次，提了几个问题，胡小燕回答得既流利又干脆。

从3到31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农民工养老及完善劳务派遣等，“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成色十足。

毫无疑问，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党和人民的大考”。面对中国农民工阶层日益壮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普遍共识。

▲ 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开始前，来自重庆代表团的农民工人大代表康厚明步入会场。

▲ 2013年3月10日下午3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回答记者提问。

2013年3月，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开幕。大会发言人傅莹在介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时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

从3到31，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了更多农民工的存在。

彼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收入、住房、社保、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障碍，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距。

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朱雪芹当选连任。胡小燕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打开。康厚明的身影依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只不过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代会的会场。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26位农民工党代表中，就包括康厚明。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参与，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一旦它真正成长起来，农民工与资本博弈的天平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倾斜，法律和决策的制定将会进一步公平和公正，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达。

0的未来

现在，胡小燕落户佛山，康厚明落户重庆，朱雪芹落户上海，都完成了自己人生通道上的身份转型。但是，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更多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走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平台。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95后”的农民工代表已经开始出现。在亿万农民工向上流动到工人阶层的历史进程里，这些农民工代表将会深切地表达自身群体的利益诉求，借助政策和体制的力量，致力实现农民工阶层与工人阶层的“无缝对接”，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整合与稳定。

农民工，这一农民与工人两种身份嫁接而成的名词和阶层，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而壮大，并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完成而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或许，就在不远的历史转角处，千百万农民工都将像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一样落户城市，成为中国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那么，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未来呢？

未来，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还将会越来越多。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2.8171亿中国农民工仍然需要自己的利益表达。

然而，历史潮流浩荡无边。

“尴尬的0”，这是利益表达的空白。

“从0到3”，这是微弱声音的响起。

“从3到31”，这是群体力量的强大。

但在更远的日子，我们一定会合上厚重的历史档案，庆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0的未来”。因为那一刻，“农民工”和“工人”的身份将不再泾渭分明，而是真正水乳交融在一起。

是的，那就是 “0的未来”，光明而闪耀。

因 为，它 更 是 属 于 中国 农 民 工 的 最 好 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