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观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广义的科学是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就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论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他批评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只注重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弊病，强调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也要受科学的洗礼。

国民革命时期，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杨贤江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社会科学的文章，详细论述了社会科学的内涵、价值和研究方法。

第一，阐明社会科学的意涵，维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1924年，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科学”，就是运用观察、分析、综合的方法，推断宇宙间及社会中一切现象的客观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自然科学用这种方法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相互关系或互动，社会科学则用这种方法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互动。易言之，社会科学就是探究社会现象之因果律的学问，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

第二，阐释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认为，研究社会科学是从事“社会改造”的必要前提，只有具备充分的社会科学知识，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进而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恽代英指出，要中国好必须研究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好，而“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针对一些人所谓社会科学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错误认识，他把社会比作工厂，把社会科学比作“工厂管理法”，指出“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没有管理工厂的人，只有机械，只有像机械样的工人，技术家，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形象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从上述论断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研究社会科学须以“革命救国”为根本出发点。1923年6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指出，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他呼吁国人“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中国共产党人尤为重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价值。瞿秋白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要想认识“整个的社会”，就必须首先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杨贤江也认为，历史不仅有“陶冶的价值”，可以“给我们以关乎个人道德、行为的真理”，更有“应用的价值”，能够“给社会活动者和社会改造家以担当责任的才能”。因此，研究历史是当前中国青年学生之急务。

第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科学。早在1922年，李汉俊就曾撰文指出，马克思学说是对社会现象研究最深刻、解说最透彻的学说，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最高阶级”。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是其在上海大学讲课时编写的讲义，通篇讲的其实就是唯物史观。换句话说，在瞿秋白心目中，唯物史观不仅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两个概念实际上可以置换。

“社会科学”观的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更加积极地致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他们不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自觉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涌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历史哲学教程》等大批优秀成果，初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强调唯物辩证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社会科学”观最为鲜明的特征。朱镜我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一般的科学的方法论”，“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只有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去研究，才能说明一切现象，而规制于一总的法则之下”。柯柏年认为，当前社会科学可以划分为“布尔乔亚汜的社会科学”和“普罗列塔利亚特的社会科学”（即新兴社会科学）两大阵营，只有新兴社会科学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研究社会现象，从而获得对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因此，我们应当研究的是新兴社会科学。上述看法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极具代表性。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推动下，唯物辩证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靡全国，并被进步学者公认为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艾思奇说：“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

积极开展社会科学实践活动

中国共产党人在阐释、宣传社会科学观念的同时，还开展了多种社会实践活动。1923年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正式开设社会学系，瞿秋白担任系主任，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杨贤江、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先后到校任教。他们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一批高水平教材，首次在大学课堂上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还通过开办夏令讲学会、组织研究会、创办刊物以及开展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独树一帜”，为党培养了大批兼具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的革命干部。

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社会科学、传播革命理论的另一重要阵地。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团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及其他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宗旨的“学会”“读书会”。相较于“学院派”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具有鲜明的“主义”色彩，注重通过集体读书、讨论、讲演、辩论等方式，培养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并积极引导会员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政治活动。这些社会科学研究会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成为他们走向革命的起点。

1930年5月，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朱镜我、彭康、王学文、杜国庠等共产党人联合邓初民等进步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社联”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运动”为宗旨，其任务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革命发展；二是译介、研究、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驳斥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四是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社联”鼎盛时期有成员三百余人，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1930年至1936年间，“社联”成员先后创办了《社会科学讲座》《社会科学战线》《书报评论》等刊物，翻译、编写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著作，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