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和总结中共广东党组织自我革命的早期实践及其形成的机制，对于我们党继续走好自我革命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建党初期自我革命的初步探索和自我革命精神的早期孕育

广东是最早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广东党组织建立后，即刻投身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了党的自我革命早期实践，孕育并形成了自我革命精神。

广东党组织在初期推动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对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逐渐清晰和深化。党在初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孤军奋战不可行，必须建立民主同盟，发动人民群众。在广东，早期共产党人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关系较为密切，广东国民党政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一般采取支持态度，对中共党组织也未加干涉，革命的政治环境较好。建党初期，广东革命活动踊跃，革命团体间同盟性质的斗争日益增加、规模扩大，使得广东党组织对于革命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比较明确。

1922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连续召开三个重要会议——党的领导干部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分析探讨了转向民主革命和联合国民党的问题，为后来党的三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组织在广东的革命实践，推动了党中央决定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参加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政策上排斥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的转变。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方面朝着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的重大转变，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初步探索和自我革命精神的早期孕育。

大革命洪流中自我革命的早期实践和自我革命机制的初步形成

中共三大后，广东党组织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和各项制度；致力于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并帮助国民党组织的发展；针对国民党缺乏群众基础和依靠旧式军阀的缺点，中共广东党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促进革命团体的大联合，帮助国民党建立新式革命军队，很快掀起大革命高潮。实践中，广东党组织初步形成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自我革命机制，推动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党内部老右派与新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排挤共产党人的活动逐渐升级，并朝着反共、反革命的方向发展。中共广东党组织面对新形势采取新策略。

一方面，中共广东党组织坚持国共合作、积极推动大革命发展，支持北伐战争。为推进国民革命深入发展，广东党组织不仅在宣传方面积极倡议、支持北伐，而且争当北伐先锋、在北伐军中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发动广东民众和华侨支援北伐。在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出师北伐之际，鉴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广东党组织适时作出决定，在维护工人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必要步骤停止罢工，以巩固北伐后方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国民革命继续发展。这是党根据新形势在革命策略上的重大调整。

另一方面，中共广东党组织坚持推动国民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发生新的分化，在老右派坚持限共反共的同时出现了新右派，新老右派逐渐合流，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国共关系日益复杂。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不断挑衅，广东党组织进行了反击西山会议派、反对蒋介石反共分裂阴谋活动和反对党内信念动摇、妥协退让的斗争。

在广州出版的《政治周报》在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经过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努力，国民党二大发表宣言，坚持国民党一大的政策，处分了西山会议派，从而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挫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改变国民党正确政治方向的企图。随着革命不断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篡权、反共和排俄的活动日渐猖獗。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广东的党组织负责人主张反击，广东党组织也发表公开信，表明始终维护联合战线，绝不因为谣言而放弃革命的立场。在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之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中去，可惜未被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共中央采纳。

经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部分共产党员革命信念动摇、组织纪律涣散，甚至有人要求退党。中共广东党组织及时整顿、清退了动摇分子，加紧培训中坚分子，重视党内纪律检查工作，建立“监察委员会”。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自由散漫、不参加组织生活，经广东区委批评教育屡教不改后被开除党籍。

中共广东党组织坚持反对党内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主张，强调党应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要同新老右派积极斗争。广东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否定了所谓不要“包办”国民党和不要“代替”左派的意见，认为共产党员更应该在各项运动中发挥主干作用，并且专门就此问题向中共中央申述观点，强调不应自我束缚，不应自动放弃领导责任，应对蒋介石怀有警惕。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召开的广州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根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言行，应当有所警惕。张太雷在《人民周刊》发表文章《到底要不要国民党》，锋芒直指蒋介石。北伐开始前，周恩来代表广东党组织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北伐期间是“助蒋”还是“削弱蒋”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是不同意鲍罗廷“弃汪联蒋”和无原则“扶蒋”的主张。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大革命中坚持正确方向，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修正错误、纠正偏差的积极作为，体现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初步形成了自我革命的机制。

大革命失败后以自我革命精神率先转向独立领导革命斗争

大革命后期，革命运动中心向北转移，广东地区被国民党右派掌握，工农运动出现危机。广东党组织及时发现问题、积极采取对策，以自我革命精神率先转向独立领导革命斗争。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政治态度右倾的李济深掌握了广东党政军权力，他限制工农运动，致使广东国民革命运动局势异常严峻。基于这种情况，广东党组织较早认识到广东将发生“绝大冲突”，在蒋介石“清党”前，先在思想上进行了一些准备，随后在组织和革命活动上为应对突发事件作出了一些部署，包括设立党的秘密机关，做好转入地下的准备；建立秘密交通网络，保证紧急情况下党组织之间联系；筹建秘密工人武装队伍等。广东党组织坚持革命，从实际出发及时率先应变，充分体现了自我革命的历史主动精神。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当天，广东党组织就果断决定武装反抗。新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领导了广东秋收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武装起义的先例，首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首次在大城市中建立由中共独立领导的新型革命政权。广东党组织在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必须将战略重心转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广东党组织对处于革命转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从而有效地指导了广东的革命斗争，为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作出了广东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23BDJ049）；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院）新型智库/党建研究基地（中心）课题“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思想在广州的早期发展研究（1921—1927）”（QNXR2023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