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日寇野蛮暴行，唤醒抗战意识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通过让民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能够充分唤起民族意识，进而激发强大的抗战意志。《群众》周刊坚持把“应当在一切文字的，或者是口头的宣传上，揭露日寇一切残暴兽行，激发每一个中国人对日寇的民族仇怨”作为重要内容，激励各阶层民众起来反抗。1938年1月8日，周刊发表通讯文章《陷落后的天津日租界》，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人的凄惨处境。在天津日租界，日本人的军用汽车、机器脚踏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压死了人，还要骂你走路不小心”。同年2月12日，任弼时同志在周刊发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抨击日寇的野蛮行径，日寇每到一个城镇，“多将未逃走的居民杀去半数以上，对政府职员和抗日领袖分子，则用火烧和活埋的方法处死，两三岁的小孩子亦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去，青年妇女几无不被其轮奸”。1938年3月19日，周刊发表《一个陷落的村庄》，描述了一个被日寇洗劫后的村庄惨况：“敌军所到之处，鲜血满地，空气里的血腥味闻起来让人头晕目眩。放眼望去，遍地狼藉……往日热闹鲜活的村庄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死人城。”1939年5月15日，发表时评《有组织的反对日寇兽行》，控诉日军轰炸重庆后一片狼藉的景象，“繁华的商业区域，重要的文化机关，贫民集中的住处，外国驻华的领事馆，均遭受日寇的残暴的轰炸，顿使重庆许多地方变成瓦砾之场，许多和平居民蒙受死伤流离之惨”。1942年12月30日，周刊发表的《敌军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剖析了日本对我国的残酷经济掠夺，“对于被占领区的农村，敌寇一向是尽量的大刮地皮。华北农民所负担的租税，每达一百二十种之巨，新乐某个乡村全村有二百一十户，而平均每天对敌缴款之数，竟达二百九十七元六角”，对中国百姓的压榨可谓敲骨吸髓。1944年2月25日，周刊以来信方式介绍曾被誉为“小广州”的梅县在被日军占领后，民众的悲苦惨状，“从惠州到梅县沿途因饥饿而死的，据估计达三四万人”，以至“每天清晨一队队的妇女和儿童成长蛇形的队伍，掘草根，剥树皮，纷纷充饥”。

《群众》周刊从不同层面揭露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无尽灾难，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这使不同阶层的民众认识到，如果不抗战，只能当亡国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从而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让更多爱国民众投身抵抗侵略的洪流。

抨击妥协投降行径，激发抗战士气

日寇在野蛮侵略掠夺中国的同时，还采取“以华制华”扶植汉奸傀儡政权的卑鄙殖民策略。一些奴颜婢膝的卖国分子沦为其帮凶和代言人，不仅到处散播不利于抗战的错误言论，还对百姓极尽欺压之能事。《群众》周刊对汉奸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与揭露。1937年12月11日，周刊创刊号发表社论《由失败到胜利的枢纽——肃清民族失败主义》，指出由于战场失利，一些亲日分子大为活跃，到处散播悲观失望的情绪，企图使政府接受日寇的条件，受此影响，“没有教育没有组织的后方民众们被恐怖的气息包围着，终日惶惶不知所措”。文章强调，这种“形势是很严重的”，“这是目前最大的危险”。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发生了汪精卫叛逃事件。1939年1月10日，《周刊》发表社论《民族败类汪逆精卫》，痛斥汪精卫“丧心病狂，认贼作父，甘心出卖民族，屈膝求和”，“忘了我先祖遗留给我们的伟大文化，光荣历史，忘记了我前线将士的血和肉所铸成的抗战足迹，背叛祖国……是全民族，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敌人，这种败类是死有余辜的”。1940年4月10日，针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明目张胆卖国的行径，周刊又一次发表社论《粉碎汪逆傀儡政权！》一针见血地指明其主要工作“必定是替敌人作警犬，巩固敌人的侵占地，协助敌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屠杀被占区的爱国分子；进行种种欺骗，以麻醉沦陷区中人民的民族意识”。1943年12月16日，周刊刊发《严惩叛将，粉碎伪军》，指出孙良诚等伪军，在日寇支持下进攻冀鲁豫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再一次说明了“敌寇的毒辣，汉奸的无耻”，呼吁根据地民众公布伪军将领的姓名，搜集其叛国证据，“使他们的罪行暴露无遗”，人人得而诛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中华民族“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如果妥协投降，“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群众》周刊把揭露批判汉奸卖国行径作为抗战动员的重要内容，使广大民众认清了妥协投降的严重后果，对于形成强大的舆论震慑、提高抗战士气具有重要作用。

讴歌英勇抗战事迹，提升必胜信念

尽管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战争，但由于中国军民不畏牺牲，奋勇杀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用热血和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的抗战史诗。对于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群众》周刊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赞颂。1938年1月25日，周刊发表短评文章《追悼阵亡将士》，指出，“前线将士抗战的英勇和牺牲的壮烈，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全国人民要“踏着先烈的血迹，沉着地勇猛地前进”。1938年2月12日，朱德同志发表《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一文，详细列举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忻口、娘子关等战役中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如在忻口会战中，敌人的兵站及医院，“不断受我袭击，前送后送之人马、车辆、材料多被我杀伤破坏，甚至完全断绝”，以至“敌不得不用飞机接济弹药、粮秣”。1938年5月7日，周刊发表《我空军再获大捷》的短评文章，兴奋地宣布中国空军在武汉“二一八”空战中，击毁敌机二十一架，迫使其余十五架狼狈逃窜，取得 “抗战以来空战史上最光荣的业绩”，对于中国空军战士这种奋战到底的精神，“我们中国人民都应向他们表示十二万分的热忱和敬意”。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涌现了大量悲壮的抗战事迹。《群众》周刊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和热情讴歌。1939年6月4日，周刊刊发《晋察冀区展开血战》一文，指出自晋察冀边区成立后，敌人已先后进行四次较大规模的围攻，但都以失败告终，“敌军被牵制在此区域的有五万多人。平均我每游击队一小队每天可击毙十个敌军。这种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了变敌人后方为我之前线的光辉模范”。仅五月八路军就与敌作战三十余次，“将由五台东冶豆村东犯，大营沙河南北，易定二县西犯之敌，各个击破。台怀镇北及大龙华之役，斩获尤多，计毙敌千余人，俘获九三式山炮三门，迫击炮一门，轻重机关枪四十余挺，步枪三百余支，战马百匹，汽车三辆及重要文件甚多。”用数字使民众真切感受到中国抗战尤其是敌后战场取得的巨大成绩。百团大战是抗战中期共产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日作战行动。1940年10月30日彭德怀同志的《“百团大战”之意义》、11月25日朱德同志的《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和左权同志的《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等文，高度赞扬各部队“显示了我们的传统的民族英雄气概”，“这个无比的英勇精神，将在我全体将士中发荣滋长起来”。1944年1月25日，周刊发表时论《敌后人民英雄》，热情歌颂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抗战行为，“他们在那样困难万分的物质条件下，完全得不到一点救济，却能够发挥创造的天才，运用陈旧落后的武器”“对拥有近代化装备武装到了牙齿的日寇，他们是这样的斗争着，无情的予以消灭”“他们已经组织和武装起来了，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现代的武器，一定是更能发挥力量”。

《群众》周刊及时反映中国抗战尤其是我们党领导下取得的抗战胜利消息，热情歌颂中国军民英勇作战、誓死卫国的光辉壮举，强烈表达了对抗战英雄的敬佩之情，为凝聚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战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有助于激励中华儿女坚定必胜信念与信心，为取得抗战最终胜利而不懈奋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及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