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戏剧情有独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一再对人们发自肺腑地表示：“你们说我退休以后会做什么呢？告诉大家——我想去演话剧，就扮演曹禺改编的《家》里边那个大少爷好了！”

周恩来是中国话剧表演的先行者，他的演剧经历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周恩来就读的天津南开中学在1914年创办了“南开新剧团”，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摇篮，在当时享誉整个北方地区，他是南开新剧团的第一批骨干团员。

旧时男女不能同校，更不能同台演戏。南开新剧团刚刚成立不久，没有女演员，周恩来主动请缨担负起这个重任。他在校期间参与了多部话剧演出，有六部戏均饰演女性角色。他出演的剧目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一元钱》，是剧团早期的主流话剧，后来成为保留剧目。除了演戏，周恩来还担任剧团布景部副部长，也曾参加多部剧的创编和剧本记录工作。周恩来对戏剧有较高的审美。1916年，他在南开中学校刊上发表了论文《吾校新剧观》。 文中许多重要见解，堪称中国早期话剧理论的重要文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由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下面集中了冯乃超、阳翰笙、胡愈之、田汉、洪深、冼星海、徐悲鸿等进步人士，人才济济一堂。周恩来鉴于当时的内外形势，提出合编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隶属于政治部三厅。

周恩来非常尊重文艺工作者，很多人因此走上了戏剧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戏剧事业的骨干力量。1949年，周恩来向众多海内外文艺界的朋友发出邀请，诚挚地召唤他们回国发展文艺事业，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我们都要团结、争取”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召开。文代会上，面对满堂的作家，周恩来说：“现在就缺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先生一个人了。”由于他的提议，当时齐聚北京的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周杨、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联名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信，转到时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手中。

老舍和周恩来相识在抗战时期。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已在文坛有一定地位的老舍离开在山东生活的家人，奔赴武汉，化笔为枪，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挥洒在抗战的伟大事业中。1938年3月27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以下简称“文协”）。他邀请老舍出任总务组组长，主持文协日常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在周恩来的倡导下，老舍开始学习写话剧、相声和大鼓词等戏剧作品，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日鼓动宣传。

抗战胜利后，老舍应邀赴美。在美期间，他日夜思念着祖国，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接到邀请信后，老舍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立即从美国乘船，于1949年12月回到北京。从此，老舍拥抱了新生活。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以戏剧作品为主，紧密地围绕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如《龙须沟》《茶馆》等艺术成就斐然。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的演员舒绣文，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从电影界的大明星转型成为一名即使出演小角色也能演出彩的话剧演员。舒绣文在抗战时期因演戏与周恩来、邓颖超结识，并在他们的教导、培养下拍摄了电影，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49年后，周恩来向已经成名的电影演员舒绣文发出邀请，那时她在香港已经定居，生活、事业都很舒适顺利，但时刻盼望着能够回内地工作。周恩来的召唤使舒绣文毅然放弃了香港优越的物质生活，回京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舒绣文回到内地工作后，又听从了周恩来“充实我国话剧事业”的指示，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人艺工作。

鼓励戏剧创作与演出

周恩来熟悉戏剧创作、表演的规律与特点，很多优秀戏剧作品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诞生，并且得以长久演出。1951年，老舍创作的《龙须沟》演出后轰动京城，周恩来曾夸奖，“帮了我们政府的大忙”，并热烈推荐给毛主席观看，老舍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之后老舍的剧作，周总理都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鼓励，并看过不止一次，且作过重要指示。1958年，老舍的话剧《茶馆》上演之路坎坷，一度被扣上许多帽子，导致停演。最终，周恩来给予了客观评价：“《茶馆》这个戏没有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说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接着，他又叮嘱道：“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有了这句话，《茶馆》得以保留下来，最终经过时间和人民的检验，成为了中国戏剧史上的高峰之作。常常可以听到老舍对北京人艺的同志们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

戏剧家、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是周恩来在戏剧表演道路上的学弟。曹禺比周恩来小十二岁，中学时代也是南开新剧团的活跃人物。他们虽然没在学校见过面，但因为戏剧相识。1938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武汉看到了曹禺写的《日出》，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特意写信托人转给曹禺，希望他以老校友的身份到八路军办事处来做客，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重庆期间，周恩来鼓励曹禺创作出了《蜕变》《北京人》。

1949年以后，曹禺的创作一度出现了瓶颈，使他深陷于苦闷之中，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余也并没有忘记对曹禺的关心。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不久，周恩来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你的那些作品合乎当时进步作家的思想水平，反映了历史生活的真实，现在有价值，以后也有价值。现在是希望你能写出新的作品来。”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曹禺深入协和医院体验生活、收集资料，写出了一个以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的话剧《明朗的天》，这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作品。周恩来看过《明朗的天》后很高兴：“病房的那场戏演得很精彩，把我们的感情都抓住了。”曹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的三部话剧都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写作而成。

1956年4月，浙江昆剧团进京演出昆曲《十五贯》。1956年4月19日，周恩来看完戏走到后台（此次进京演出的第九场），与全体演职员见面，总理对剧组表示祝贺，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周恩来讲话历时四五十分钟，令所有在场者振奋：“昆曲的表演艺术很高，只要你们好好努力，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1956年5月17日，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专门在中南海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十五贯》的座谈会，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二百多人参加。已经看过两次《十五贯》的周恩来又作了一个小时的讲话：“《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他称誉昆曲艺术为江南兰花，并系统地对戏剧现状、问题发表了意见，高屋建瓴，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发表专题社论，《十五贯》声名大振。

这个濒临倒闭的剧团就在不久以前还在为昆曲的不景气而犯愁，这短短的一个月内却轰动了京城。《十五贯》在北京演出不仅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而且得到了当时一些最重要的礼遇。中央文化部专门对浙江昆剧团进行了奖励，并赠送天安门的观礼证，这是非常少有的事。当时，梅兰芳还有一些名流自己买票，送给许多观众看。田汉、夏衍在报纸上都发表了文章为这部戏宣传，观众很多年没有看见昆曲演出了，都争相去买票看这部戏。

昆曲《十五贯》在北京演出了四十六场，约七万人观看。从北京演出后，一路到天津、南京、上海、福建巡演，上海电影制片厂专门将其拍成了彩色戏剧片，使这个戏更为广泛地流传。《十五贯》的成功大大改变了昆曲的地位，昆曲艺人们的地位也提高了，从此各地昆剧院团纷纷成立，昆曲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为人民建造剧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旧戏园，没有现代的大型剧场。周恩来深知，剧场建设是国家文化建设与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首都剧场就是在他的关怀下建成的。

首都剧场建成于1956年，不仅在当年是首屈一指，到今天仍堪称一流。它是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也是北京人艺众多经典话剧诞生的舞台。

1952年，成立之初的北京人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剧场，经常需要借用大华电影院、北京剧场进行演出。那时，周恩来经常来人艺看戏。在听了大家的诉求之后，他特意嘱托北京人艺的院领导将此事写个报告，递交上去。1953年，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决定将位于王府井大街甲73号的生产教养院拆除，为北京人艺兴建一座可容纳九百人的专业剧场。

1953年2月16日，周恩来约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老舍到他办公室讨论剧本，谈到建剧场之事。周恩来考虑剧场的容量，提议从原设想的九百人扩大到一千二百人。同时，周恩来同意向民主德国订购剧场的灯光设备、音响设备。周恩来批准北京人艺修建剧场，原拨款为一百五十亿元旧币（当时一亿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元）。规模扩大了，预算也随之增加。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就剧场扩容以及购买设备相关事项预算送请周恩来秘书韦明转呈，摘要如下：“如容量增至一千人以上，则需增加楼座，提高建材标准和通风、防火设备的规格数量等，故经费要增至二百三十五亿元旧币。向民主德国订购灯光设备等，需二十亿元旧币；同时申请通风设备亦同时向民主德国订货。”

周恩来在出差回京的当天看到报告就作出了批示：“交齐商办，周恩来。二月二十五日。”（“齐”是政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从上呈报告到周恩来回京批示仅用十天，足见周恩来对北京人艺的高度重视。这份批示原件，当时即退回北京人艺，北京人艺至今保存着这份珍贵的手稿，现在戏剧博物馆的历史厅展出。虽然信纸已泛黄，但这是首都剧场建设最好的见证。

关于向民主德国订货申请，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1953年3月20日当晚，欧阳山尊接到了韦明的电话：“总理刚审阅了外贸部报送的向国外订货清单，问为什么没有北京人艺的订货？”原来三月初，欧阳山尊到外贸订货会上仔细查看了已经确定的本年度外贸采购订货单，发现首都剧场的项目根本就不在上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需要建设的工程很多，而国家外汇又极其有限，这种情况并没有很好的条件去增资建设一个剧场。欧阳山尊以为毫无希望了，便默默回去了。他在电话那头沮丧地向韦明表示：“既然上面已经决定了，看来是无能为力了。”韦明笑着告诉他：“你真傻，既然总理现在过问这件事，怎么会无能为力呢？你们赶快补送申请订货的报告，以免贻误时机。”听到这话，欧阳山尊连夜赶写报告，再送总理审批。于是，这一批设备就这样在周恩来的特批下来到了首都剧场，在舞台上服务了将近七十年，成为北京人艺名副其实的“老员工”。

好事多磨。首都剧场建好了，又经历了一段的插曲。当时，文化部一度收回北京人艺的专属权，希望让首都各剧院团、各剧种演出轮流使用。但首都剧场最初是为北京人艺而建，最终还是由周恩来决定，将首都剧场交还北京人艺管理使用。1956年11月，首都剧场上演曹禺编剧、欧阳山尊导演的话剧《日出》作为开幕演出。可以说，首都剧场从提议建造，到扩大规模、购买专业设备，批复资金，确定归属权，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心血浇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兴建的第一家综合性剧场——天桥剧场早建于首都剧场。在选址时，周恩来关切地说，要在人民的地方，建属于人民的剧场。1953年，中央政府投资建造了天桥剧场，地点在天桥万盛轩剧场、孙五茶馆西南，小桃园戏院、天华园茶社以西的一块空地上（以前叫“跑马场”），11月正式开业迎来了梅兰芳的演出，剧场的名声也随之一炮打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国家大剧院曾作为庆祝国庆十大工程获得中共中央批准立项。周恩来选定了院址——人民大会堂西侧。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等待，2007年9月，国家大剧院终于破“壳”而出，不仅成为中国文艺最高级别的展示舞台，并且在世界文艺版图上迅速崛起，已然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剧院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戏剧事业发展的大事小情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团结戏剧人才、鼓励剧本创作、支持剧目演出、保障剧场建设，还对戏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身心健康等细节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剧目质量、演员表演等方面亲自过问、严格把关。因此，可以说，周恩来是我国戏剧繁荣发展的领航人，为推动我国戏剧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