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4年延安瘟疫流行与毛泽东的应对之道

1944年年初，延安出现了严重的传染病疫情。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郊区，并逐渐蔓延到延安市。患者大多感觉心痛头昏，上吐下泻，有的两三天就死去了。“从一月到现在病死者已达500人，其中约有半数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区死104人，其中有66名为妇女；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如圪赖沟一村就病死14人，全区共死229人，其中110人为最近20天中死亡的；金盆区亦有110人得病而死。河庄、丰富二区虽没有上述三区厉害，但最近蔓延的趋势亦属骇人，如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在四月廿五日一天就病死8人。”到5月底延安市死亡人数达242人，当地群众迅速陷入惶恐之中。随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延安军民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很快遏制住瘟疫的发展态势。到6月份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据医大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过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百分之九十八（60人中仅1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百分之二十，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这场疫病的平息，体现出毛泽东卓越的领导力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使命。

（一）心系人民安危、关心群众疾苦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根本

当延安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危害时，毛泽东心急如焚。他指出：“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迅速成立防疫委员会，组织流动医疗队，由各医务机关、医院，分别划定区域负责治疗。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安市西北区、延安县河庄区；留守兵团卫生部、和平医院、医科大学负责延安县川口、金盆区；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丰富两区。在发生瘟疫的地方以救治为主，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在瘟疫防治过程中，防疫委员会还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卫生防疫意识。由于当时边区文化落后，文盲占多数，因此卫生部门利用张贴宣传图画、排演秧歌话剧等文艺形式，深入群众中进行卫生宣传。如1944年春节，中央卫生处在安塞真武洞等地演出以宣传卫生防疫为内容的秧歌剧，人称“卫生秧歌”。正是在中央领导的悉心指导下，延安各部门积极配合，采取了防治结合的有力措施，迅速控制住疫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二）坚持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认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由于饮用水不洁和居住环境不卫生是此次瘟疫暴发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在延安大力开展以灭蝇灭蛆灭虱为主的群众运动。1944年3月中央疗养所响应中央总卫生处号召掀起灭蝇运动，“全所的工作人员，轻的病人都自己动手做了许多布制蝇拍，厨房、厕所、小便池、垃圾坑旁边到处可以看见拍蝇的”。“保育院小学学生从今年开冻以来，即号召全校小朋友捕灭苍蝇……；且到附近村庄去捕灭苍蝇。……该校学生今春尚未发现急性传染病。”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整洁卫生的居住环境对防控疫情起到重要作用。

（三）协调各方矛盾、建立统一战线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强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可见，调和是矛盾的正常状态。毛泽东擅长在复杂的事物中协调各方矛盾，从而建立统一战线。中医是我国历代医学家心血积累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中医的经验性成分颇多而西医更加注重实证，导致中西医学论战不断。对此，毛泽东主张中西医结合：“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中西医学各有特点，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共同承担着保障人民健康的责任，中西医结合是符合现实需要的正确政策。在这次疫情危难面前，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救治作用。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毕光斗等人凭借高超的医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在抗击疫情上作出重要贡献。

（四）尊重知识、培养人才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又一鲜明特征

毛泽东很少直接使用“人才”这个词，使用比较多的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他认为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延安他主张大力培养医学人才，为根据地人民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在瘟疫盛行的情况下，他赞成周扬的意见：“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了多期培训班或训练班，培养了大批中西医人才，为改善当地落后的卫生医疗状况、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毛泽东关心群众疾苦的为民情怀得到充分展示，与此相似的情形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灭血吸虫病上。血吸虫病是危害群众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疾病。早年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甚久，对于人民的健康危害极大，人民群众把血吸虫病叫作“瘟神”。如何消灭血吸虫病成为压在毛泽东心头的一块巨石。因此，他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8年当他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为害百姓的血吸虫病时，那种激动欣喜之情顷刻间化作了不朽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民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1988年上海甲肝暴发与邓小平的应对之道

上海市场供应的毛蚶大多来自山东潍坊附近的海域。而1987年底，江苏启东毛蚶大丰收并涌入上海市场。当时启东水域环境受到大量人畜粪便的污染，毛蚶也被甲肝病毒所污染。上海人喜生食，因而在1988年年初突然大规模暴发甲肝疫情，2月上旬形成流行高峰。截至3月18日，上海累计有292301人患甲型肝炎，死亡11例。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采取了多管齐下、防治结合的措施，很快在3月中旬控制住疫情的发展，到4月份逐渐消除了疫病危害。上海甲肝疫情的防控，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用科学技术防控疫情的现代化意识。

（一）强调共产党员的责任意识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核心

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来自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负责。上海甲肝疫情大暴发时，很多人对上海唯恐避之不及，邓小平却冒着被传染的巨大危险，主动到上海来过春节，以稳定广大民众的心。当他提出这个想法时，工作人员非常惊讶，急忙跟他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甲肝），是不是等过一个阶段再去。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在上海市春节联欢会演出结束后，邓小平还主动走上台与前排演员一一握手，并俯下身子亲吻一个杂技小演员的脸蛋。邓小平正是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鼓舞了当地民众抗击疫情的信心，也体现一名领导人勇于担责的意识。

（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总抓手

邓小平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面对突如其来的甲肝疫情，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上海市成立了肝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肝炎防治工作；各区政府、工厂、企业、街道也成立了肝炎防治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肝炎防治工作的领导。卫生防疫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努力做到“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就多了一个传染源”。面对大量涌入的疫病患者，各级医疗机构纷纷挖掘内部潜力，千方百计增设床位。“上海各家医院，包括肝炎等传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内外科病房，当时总共有病床5.5万张，但甲肝病人数以万计，且发病时间十分集中，即使医院里任何病人都不收治，腾出所有床位，也无法解决他们的住院问题。于是我们要求本市的一些大中型企业尽可能开出临时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另外，适逢中小学放寒假，有的区就把部分学校的教室办成病房。一些小旅馆也被要求把客房改作临时病房。部分正在进行改建的房子，也暂时停工，用来接收病人。浦东乳山新村当时是个新建设的小区，大约有20幢多层房屋还没人入住，就全部充当甲肝病人的临时病房。”正是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使得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

（三）践行群众路线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基础

邓小平强调：“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在甲肝疫情流行时，邓小平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形成群防群治的坚强防线。在此期间，卫生防疫部门共发放230万份预防肝炎传单和35万份“肝炎专刊”送到千家万户。街道、居委会则挨家挨户发宣传单，排查居民有没有甲肝症状，对于一些家里没有广播、电视的居民，居委会上门做宣传。同时，报纸电视等媒体轮番播出节目，让市民了解甲肝是怎么传染的，怎么预防，家里如何进行消毒。这种宣传方式起到了良好效果。在很短的时间里，上海市民提高了防病意识，养成了饭前洗手的好习惯。疫情防控的成效，取决于全民参与的广度。正是动员了全社会力量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才及时阻断了疫情传播途径，赢得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四）重视科学技术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重要特征

邓小平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力量在防控甲肝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上海市组织了12个区1200多名防疫人员，进行急性肝炎病例配对和居民整群抽样等流行病学调查，基本认定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毛蚶引起。但是，为了更加准确判断甲肝的传染源，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对多批毛蚶鳃和消化腺的提取物进行甲肝病毒的检测。结果证实毛蚶是甲肝的传染源，为随后的抗疫行动指明了方向。同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上海市在多个医疗机构中设立了监测点，每日报告诊断肝炎的病例数及肝功能校测异常数。卫生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如发动干部挨户调查发病数、每天报告确诊甲肝患者数及将甲肝由旬报改为日报等，加强疫情监测，从而为分析疫情趋势和研究防治对策提供了信息支持。正是有了科学技术的介入，防控疫情的措施减少了盲目性，避免了走弯路，做到了有的放矢。

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邓小平热爱人民的情怀得到充分体现，这也是他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感，他在1992年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质朴的语言，集中表达了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

这两次大规模疫病流行，由于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得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和消除，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邓小平两位领导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担当作为和高超智慧。这也可以为我们当前疫情防控提供重要的参考经验。

（本文原载于《中国领导科学》2020年第2期；作者王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二级调研员；李芳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中级统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