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敌后武装工作队的先锋队作用。武工队是“挤敌人”的先锋队，是深入到“敌后之敌后”的轻骑兵，身处对敌斗争的最前线。这支部队在中共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党、政、军共同组织。武工队的队长、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员，大都由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级以上干部担任。武工队挺进到敌人的心腹中去开展工作，他们善于运用明（公开的）、暗（秘密的）、灰（半公开的）、硬（武装的）、软（和平的）及一切可能打击敌人的斗争方式，把正面推进与敌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武工队每到一地就秘密发展民兵，武装人民群众，发动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有力配合下，打埋伏、摸哨卡、放冷枪、抓俘虏，使敌人草木皆兵；他们袭据点、撒传单、破路基、割电线、断水源，骚扰并孤立敌人，直至把被围困的敌据点拔掉。为实现上述计划，晋西北军区在离岚公路沿线共派出十一个武工队、忻静公路沿线派出十个武工队、在五三公路线西侧共派出四个武工队。

充分发动群众形成合力。武工队在正面打击日伪军的同时，积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为老百姓办好事，在为人民服务中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晋西北敌占区抗日工作的开展，大都是从反“维持”开始的，按照先巩固已得地区，然后逐渐向敌占据点周围“挤”的基本方针，采取反“维持”以孤立敌人，先内（我占区）后外（敌占区），先秘密后公开的方法。在具体步骤上，大致是渐进式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武工队进入工作地点，秘密开展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首先是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把握群众的思想状况，对当地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揭露敌人的苛捐杂税、“维持分子”的贪污腐化，分析造成人民穷困痛苦的根源，引导群众站起来同“维持分子”进行积极斗争。第二阶段鼓动群众减少“维持”、减少负担，打乱“维持”的秩序，对敌人勒索的税捐粮款采取消极抵制，同时组织群众讨伐汉奸、特务。第三阶段是停止“维持”，减轻负担，公开地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彻底打掉“维持会”，建立农民救国会。随后武工队便进一步向敌人据点四周推进，组织民兵和群众困住敌据点，切断敌伪军的供给。敌伪军和汉奸、特务分子只得整天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结果是弄得敌人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形同囚徒，坐以待毙。

迁移据点附近居民陷敌于孤立。驻守在据点的敌人主要是依靠据点周围各村的“维持会”来供给粮食，维持其生存。武工队采取由远及近的工作方法，先打掉距敌据点较远的“维持会”，导致据点附近群众的负担日益加重，然后动员据点附近的群众向我根据地搬家。中共静乐县委在群众自愿、抗日政府帮助、我军掩护的原则下，把敌据点附近的群众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使敌人陷入孤立的境地。武工队深入到岔口、芝兰敌占据点附近十五公里的村庄，挨门逐户进行个别串联，说服群众搬家，迁入抗日根据地，并分配土地做好妥善安置。随着转移搬迁的有序推进，很多据点的敌人找不到粮食，找不到老百姓。

灵活利用各种合法手段。在敌占区，武工队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采取隐蔽的形式，在该区域进行合法斗争。在利用合法手段与敌人进行斗争中，武工队和广大群众创造了许多奇迹。例如，利用敌人提出的所谓“廉洁奉公”“反对贪污”等欺骗百姓的口号，顺势组织群众开展反对敌伪贪污的斗争，打击那些忠实于敌人的村闾长、县区长及汉奸、特务，对敌伪军中的吸毒、贩毒、贪腐、勒索人民财产等不法行为，竭力寻找他们的劣迹、罪行，不仅要在民众中曝光，而且通过合法途径向其上司告发。当时，岚县伪县长钟英被武工队揭发出贪污、腐化、吸大烟等违法行为后，致使其在岚县待不下去了，被迫调离县城。武工队还巧妙地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为民除害；利用日军选举伪村长的机会，极力让表面上拥护伪政权、内心拥护抗日的人当选，把敌人的伪政权变成掩护抗日的组织；利用日军在各村设置情报员的机会，建立起为我所用的情报网；利用敌伪组织自卫团的机会，秘密发展我们的民兵组织；利用敌伪组织的活动场所，掩护我抗日工作，把敌人的工作站变成我们的联络站、把敌人的前沿哨所变成我们的联防哨、把敌人的情报站变成我们的信息站，把敌人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利用起来作为打击敌人、“挤”走敌人的工具。

由于认真贯彻了“挤敌人”的正确方针，经过四个月的努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全区共“挤”掉敌人据点五十八个，作战四百六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九百三十九人，俘虏日伪军一百六十二人。在八百二十七个自然村中摧毁了“维持会”、伪政权，在五百三十五个自然村中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了四百零三个自然村的“维持会”变成了抗日的基层政权，改变了一千多个村庄的斗争形势。共计解放人口八点一万多人，民兵已发展到将近五万人。1943年上半年，第二、三、六、八军分区军民已基本上把敌人“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整个晋西北地区已经由“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变为“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