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给亲历者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曾经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共产党人在著述和讲话中多次发表有关这次会议的评论和叙述，从而建构起关于这次会议的历史记忆的整体图景。细致爬梳、考察会议亲历者的这些评述，能够使我们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转折意义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切的认识，对我们回顾历史、认识当下、烛照未来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毛泽东等会议亲历者的评述中，遵义会议之所以是一次伟大转折，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先后发生过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在政治上实行“左”倾关门主义，将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实际情况，指挥失当、贻误战机，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于是，在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团结起来，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会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发言外，“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重大错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所写的整风笔记中回忆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1971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个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开始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这些亲历者的评述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极端危急的情况下，遵义会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束“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使红军由被动转向主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由此，会议成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尽管由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等原因，遵义会议肯定了“左”倾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使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出现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样：“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3年，聂荣臻在回忆长征期间的历史时说：“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这反映出，遵义会议之所以具有伟大转折意义，与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密不可分的。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不但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而且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肯定。对当时的情况，周恩来后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回顾，指出：“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陈云也回忆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于会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自此，毛泽东参与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其主张和意见也大都成为我们党开展革命的指导思想，因而实际上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就指出，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使处于危急关头的党和红军看到了希望，成为“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长征初期，毛泽东积极与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协商议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以极大的胆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责任感成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其正确主张得到多数领导人的赞同。因此，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会后不久，刘少奇回到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时兴奋地指出：“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事实证明，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确发挥了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刘伯承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这反映出，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逐渐改变了一味撤退、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掌握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综上可见，在周恩来、刘少奇等亲历者的评述中，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为引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才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陕北，结束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事实越来越深刻地显示出遵义会议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三、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遵义会议以前，“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这段话是对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所处阶段和发展状况的精辟总结，深刻地揭示出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所起到的标志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其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作出的，自身几乎没有单独作过重大决定。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方面给共产党人自主地解决其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但另一方面也给党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选择带来了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上给出了圆满的答卷。无论是会议的酝酿、筹备和正式召开，还是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完成的。由此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毛泽东后来就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1985年1月17日，杨尚昆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也表示：“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这些都是对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精神的确切说明。
正是由于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引领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因此，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后来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从中央领导说，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就成熟了。”“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独立自主精神在遵义会议一经诞生，便显示出强大活力，对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下来，胜利到达陕北产生了深刻影响。经过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淬炼，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和能力得到进一步锻炼和提升，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从遵义会议以来，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局部地区曾经在一个时期发生过错误，但是，由于有了党中央集中统一的正确领导，这些错误就很快得到纠正，使我们的事业能够避免严重的挫折，而不断地胜利前进”。可见，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开启的这个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此后几十年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道：“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又是对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作出的深刻结论。
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在其亲历者的评述中得到充分彰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与会者在其讲话和著述中从不同角度回顾和阐发了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重大影响，为深刻理解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提供了宝贵素材和重要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遵义会议的重要影响和伟大意义，更好地总结运用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宣传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这对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